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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醉之女: 我父亲一生崇拜戴笠

2018-2-8 08:49| 查看: 22| 评论: 0|来自: 搜狐历史

从高呼抗日到投奔特务

1946年3月17日,戴笠在南京坠机身亡时,我还不到半岁。1949年8月,云南和平解放前夕,母亲带着我们6个孩子去了香港,当时我4岁。1949年12月,父亲被云南省主席卢汉当成“被俘战犯”交给了解放军,进了监狱,从此与母亲失去了联系。1950年,母亲让大舅带着我和大姐回长沙打听父亲的下落。大舅听说父亲被捕,就把我寄养在长沙的伯外公(外公的哥哥)家里。那时候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,伯外公一家人不敢把父亲的事情告诉我,甚至连父亲的名字都不提,更别说他与戴笠的渊源了。

1960年底,父亲作为第二批战犯被特赦,伯外公从报纸上得知后,才告诉我父亲的名字叫“沈醉”,曾是国民党军统云南站少将站长,而且还活着。当时,我并没有什么感觉,更没想要去找父亲。几个月后,父亲从香港母亲的信中知道了我的地址,主动来信跟我取得了联系。1961年暑假,他把我接到北京玩了一个礼拜。十分宠爱我。1962年,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,父亲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。刚刚初中毕业的我,在长沙参加完中考后,也破例转学到北京上了高中。这时,我才对“父亲”有了一点感性认识。

父亲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。

父亲少年时,一直对比他大10来岁的姐夫余乐醒极为敬佩。余乐醒曾去法国勤工俭学。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是中共最早的党员。北伐时,他曾担任北伐军叶挺独立团的团教导员,后又被党组织派去苏联学习情报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正在上初中的父亲积极跟着同学上街游行,高呼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,并与前来镇压的军警打斗,因此被学校开除。1932年初,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的消息传到湖南,父亲便决定去上海,投奔定居上海的余乐醒,想追随他去抗日、干革命。可是,等他到上海时,淞沪抗战早已结束,余乐醒也已脱党,被戴笠请去担任了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。父亲依然对他敬佩有加,一心要跟随他干。余乐醒拗不过他,就安排他在身边当了个联络员,负责给上海特区管辖的四个情报组送文件,取情报。可是,余乐醒没有想到,父亲这个小联络员,很快就被戴笠看中了。

伪装记者搞情报

复兴社刚成立时,戴笠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,思想复杂,有些人的资历比戴笠还老,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戴笠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,急需培养心腹。

戴笠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,自己兼任特训班特派员,办公室就设在警官学校里。父亲一次奉余乐醒之命到杭州去给戴笠送信,戴笠一见父亲那么年轻、单纯,还带几分孩子气,就很感兴趣,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。戴笠一改往日对部下的严肃,对父亲格外和蔼。除了邀请他共进午餐,还破例给了父亲100元钱。戴笠说自己的儿子与父亲同岁,正在上海读大学,邀请父亲与他儿子放假一起到南京玩。

戴笠的态度让父亲受宠若惊,他一回上海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余乐醒。余乐醒也很奇怪,他估计这是戴笠有心要栽培父亲。不出所料,几个月后,上海法租界原情报组组长情报不实,被解职关押,戴笠指定父亲接替了他的位置。

这个决定把父亲吓了一跳。他知道,情报组组员的成分复杂,不仅年龄都比他大得多,而且阅历都很深。他们有的是黄埔学生,有的出身土匪,而自己只是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19岁青年,怎么管得了他们?所以他连连拒绝。戴笠笑着鼓励他说:“多动动脑子嘛!要让组员服你,首先你自己要学会搞情报的方法,对组员要奖惩分明、恩威并用。特别不听话的还有团体纪律嘛!我这是给你个锻炼机会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,父亲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为了不辜负戴笠栽培,不辱没“革命先锋”的称号,父亲决心把工作干好。为了刺探情报,他曾干过消防员和其他的一些工作,但都打听不到什么情报。后来,父亲在咖啡厅认识了一个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。便毛遂自荐给湘光通讯社当义务通讯员,搞到了一个记者证。从此,他化名“陈沦”,挎着个照相机,戴着记者证大摇大摆地出入各种场合,收集情报。戴笠没想到父亲如此能干,对他更加赏识。

在完成一次暗杀任务后,1934年初,戴笠下给了父亲一个公开身份,让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任少校行动组组长,这是为了掩盖父亲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和行动组组长的秘密身份。

爱情和婚姻无法自己做主

当年,父亲年轻好胜,血气方刚。他对自己的公开身份比秘密身份感兴趣得多。警备司令部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,专门追捕、缉拿偷扒抢窃刑事罪犯,父亲到警备司令部后,主动破获了好几宗抢窃、偷盗大案,被小报称之为“神探”。他原以为戴笠会因此表扬他。可是,当他得意地向戴笠汇报时,戴笠却责备道:“你别把精力都放在这些事情上!别忘了,清共除奸才是我们真正的责任……”至此,父亲才明白,他所在团体的真正使命就是确保蒋家王朝的统治,打击一切危及蒋氏政权的共产党和反蒋人士。

戴笠不但一心要把父亲培养成一个军统骨干,而且对父亲的爱情、婚姻也予以干涉。

父亲20岁当了少校行动组长之后,曾经爱上了一位左倾杂志《女子月刊》的女编辑白云,两人感情极好,而且还生了一个儿子。可是,由于白云曾就读于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,深受陈嘉庚爱国思想的熏陶,思想“左倾、激进”。她周围的同事、朋友也大都是文艺界的进步人士或“左联”成员。所以,当父亲告诉戴笠,他准备跟白云结婚时,戴笠坚决反对。

其实。父亲跟白云热恋时,早已有人向戴笠作了汇报。为此,戴笠特地让人多方打听白云的情况。父亲曾作了各种努力,但还是得不到允许。上海抗战爆发后,白云毅然随许多进步青年一起去了延安。

1938年上海沦陷后,父亲被派到湖南临澧特训班任教官。他依然对白云念念不忘,多方寻找她的下落。后来,父亲终于找到了白云在延安鲁艺的通讯地址,跟她取得了联系。可是,因为戴笠规定,不得与延安的亲友通信,通了几封信后,父亲的做法便被任特训班副主任的余乐醒发现了,即刻被严厉制止。从此,便与白云断了联系。

不久,父亲作为特训班教官,教授学员游泳。一日,他救起了一位误入深水区的女学员,发现这位女学员不但笑起来很甜美,而且性格开朗活泼,爱唱爱跳。父亲渐渐对她产生了爱慕。此人就是我的母亲粟燕萍。然而,当时戴笠办特训班的目的,是把毕业的学员派往敌占区,所以,严令禁止师生、学员之间谈恋爱,父亲也不敢造次。可我的祖母认为母亲端庄清秀、大方得体,长得一脸福相,非常赞成他们的婚事。祖母说服余乐醒来打通戴笠那一关,成全他俩的婚姻。

当时,特训班的师生对他们订婚之事反应很强烈。余乐醒不得不把我母亲关了几天禁闭,并对戴笠谎称,我父母是早年定下的娃娃亲,母命难违。戴笠也就睁一眼闭一眼,未予追究。我父母结婚后非常恩爱,10年之间就生了6个孩子。父亲知道戴笠是对自己网开一面,所以更加对他感恩戴德。

戴笠对父亲也确实是宠信有加,1941年到1942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,就让父亲连升了三级,从重庆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到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、副处长,继而又晋升为军统少将总务处长。当年,父亲刚刚28岁,这在军统局是绝无仅有的。若不是戴笠对父亲的格外宠信和提拔,以父亲的年龄、资历和家庭背景,都不可能提升得如此之快。

1946年3月17日,戴笠在南京上空坠机身亡。当天下午父亲正在练习跳伞时,得知了戴笠身亡的消息,他难过得如丧父母,连夜赶往出事地点,亲自处理戴笠的后事。以后每年的这一天,父亲都会在心里或日记上悼念一番。

父亲被特教后,对戴笠个人的感情依然念念不忘。他还曾经独自一人跑到南京戴笠墓地去祭奠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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