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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官员进透明浴室戒鸦片烟

2017-7-15 16:58| 查看: 14| 评论: 0|来自: 搜狐历史

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,鸦片就成为大清朝的梦魇。朝廷无力阻挠列强向中国输入鸦片,为了与外商争利,甚至鼓励国内农民种植。在这种情况下,清廷不可能采取措施禁止民众吸食鸦片。

庚子事变之后,清廷决定实行“新政”。鉴于国内外的新形势,禁鸦片(禁烟)被列为改革内容之一。

妓女陪嫖客吸食鸦片。

当时,国内到了不禁鸦片不行的地步:吸食者越来越多,城乡烟馆林立,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民众的精神状态都受到极大负面影响;还有瘾君子卖田卖屋、卖儿卖女、抢劫盗窃,社会治安面临挑战;有识之士呼吁及早禁绝鸦片。

国际因素也有利于禁烟的推行。鸦片成为世界公害,各国政府在其本国严厉禁止,一些欧美国家表示愿意协助中国禁烟;1906年8月,1333名外国在华传教士联名上书光绪帝,敦促清政府施行禁烟。

由于危及到自身的统治权,大清这回禁烟是认真的,其声势不可谓不大。朝廷先后颁布《禁烟章程十条》(1906年11月)和《禁烟条例》(1909年10月)。帝都设立禁烟总局,各地设禁烟公所,派溥伟、鹿传霖、景星、丁振铎任禁烟大臣。

不论男女,都吞云吐雾。

禁烟运动中的一项重要规定,就是严禁官员吸食鸦片。《禁烟章程十条》第九条:“(大小各官)凡吸食者,由该管上司派员确查,饬令据实呈明,毋论瘾之轻重,限六个月一律戒断。”

如果逾期未能戒断,那将面临严重的惩罚:“系世爵世职,照例另袭;系官员,以原品休致。倘阳奉阴违,隐匿不报,一经发觉或被参劾,即请旨立予褫革,以为玩怠欺饰者戒。”鸦片戒不掉,就要丢乌纱帽了!

慈禧是玩真的,多位中央级高官因此被免职。举例来说,1907年10月,睿亲王魁斌、庄亲王载功等满洲亲贵,拒不戒烟被暂行开缺;1908年,内阁学士文海、载昌被查出夙染烟癖,经禁烟大臣奏请,一并革职。

瘾君子。

规定很严厉,也抓了几个典型,但执行时还是遇到阳奉阴违、糊弄差事。官员们互相包庇,有的害怕得罪权贵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;对于熟识的同僚,碍于情面,则“将大瘾者谓其始戒,瘾小者谓其已戒”;有的官员买通戒烟所人员,暗中继续吸食;甚至于禁烟大臣鹿传霖本人烟瘾就很大,相关规章的落实情况可想而知。

慈禧、光绪去世后,摄政王载沣认为,如今吏治如此腐败,必须彻底扭转官场吸食鸦片之风。按说,对于这一顽疾,没有长期的治理是不会有成效的。载沣急于求成,于是他祭出了“狠招”:在北京戒烟公所修建透明的玻璃浴堂,对吸毒京官实行强制戒烟措施。

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在自己的日记中对“浴堂戒毒”有详细的说明:“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(1911年1月16日),闻戒烟公所承监国旨:欲将京官侍郎、副都统以下,至三四品京堂,外官巡抚司道普行调验,筑一玻璃之浴堂,令各员裸而入浴,从窗外监视之,易公所所制之皮衣、皮裤,监视七日或十日。”

晚清的鸦片烟枪。

载沣此举,狠就狠在“令各员裸而入浴”。之所以如此,是担心官员在自己的衣服内夹带鸦片,从而使强制戒烟失去意义。

大多数吸毒成瘾的官员对此持消极观望的态度,有的还大发牢骚。做为瘾君子的恽毓鼎,就极为反感,他说:“自古以来,侮辱大臣,未有若斯之甚者也。稍有羞耻者,必不肯听其搜检披剥,尚有何面目以见僚属耶?”

恽毓鼎先请假两个月回老家躲避风头,等休假期满,风声依然很紧。为免遭“裸体受检”之辱,他果断辞职走人。

恽毓鼎辞职不久,宣统三年四月初二日(1911年4月30日)清晨,禁烟大臣将京内侍郎、阁学、副都统、左丞召集到戒烟公所门前,在司员看守的严格监督下,一个个脱光衣服,连内衣内裤也不准穿,真正是赤条条走进透明的玻璃浴堂。被监视的各官员不得随意走动,生活起居由公所统一管理,即便是上厕所,也有人跟随。

“浴堂戒毒”虽然算不上什么好办法,但也显示了清廷戒烟的坚定决心。它引起官场骚动,不少官员像恽毓鼎一样挂冠而去。不过,还没等载沣将这一“创意”继续发挥扩大,辛亥革命一声炮响,大清墙倒屋塌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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